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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千年前的“国富论”

  • 来源: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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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1-02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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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皮龟线观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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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蠡下海,初始并非经商,而是为了兴越灭吴之大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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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吴淞江入海口,率军民“围田”,就是军垦围海造田,古时候叫军屯,耕战合一,生产粮食备战。因此,有人称他是有史以来开发上海浦东第一人,除了史前马桥人,范蠡应该比楚国公子春申君来的早。公元前333年,楚威王灭掉越国统一长江流域,前248年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请求将他分封到江东,治理吴国故地。来到江东,春申君还在上海大力治水,疏通河道,筑堤修坝,据说上海的“申”即由此而来,而黄浦江也是由纪念春申君而来,因为春申君姓黄名歇。所以春申君是范蠡的后继者。

范蠡再次下海,是吴国北伐,与晋国争霸,越国趁吴不备偷袭之。范蠡率水师,从长江口起航,沿海北上,进入淮河流域,阻击吴军主力,断其回援归路,吴王夫差国破身死。

范蠡第三次下海,是在越王灭吴以后,挥师北渡淮河,兵临齐、晋之地,号令中国,句践称霸,范蠡称上将军。范蠡深知,盛名之下,难以持久,况且句践为人,可与之共患难,不可同处安,于是辞别勾践,收拾轻宝珠玉等细软,浮海入齐,耕于海畔,向商人转变。

范蠡的行动轨迹,是由楚入越,又由越入齐。齐国最先有姜太公,后有如管仲效法齐太公,以“轻重法”治理齐国,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;而范蠡用“计然术”助勾践兴越国,又经商发家。如果说,春秋时期,管仲是从夷文化的代表,那么,范蠡从越又从夷,代表了夷越文化。

夷越文化,是海洋文化,也是商业文化。为经商而下海,并非始于范蠡,但被载入史册的,范蠡当为第一人,正因范蠡的模范效应,“下海”一词,方才成为了经商的别名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,“计然之策”有七条,范蠡只给越国用了五条,就称霸了,而范蠡“既已施于国”,亦欲“用之家”,自称“鸱夷子皮”,以“计然术”通江达海,十九年中,“三致千金”。

“计然术”,可以说是2500年前中国的《国富论》,虽被国家用于商战,但其根本却在市场,国体与个体,用之两便,既能富国强兵,亦能发家致富。

“计然七策”:第一,知天时,据岁星占年,预知经济周期,所谓“六岁穰,六岁旱,十二岁一大饥”,“穰”指丰盛。根据经济周期,安排好国家用度需求。

第二,以粮价为纲,调控市场,给粮价一个浮盈空间,“二十病农,九十病末”,“病农”——损害农民利益,就没有人去从事农业生产,“病末”——损害商人利益,就没有商人去购买农产品。合理的空间是“上不过八十,下不减三十,则农末俱利”,用“三八原则”调控粮价,“平粜齐物”,则“关市不乏”,是一种市场化的治理国家之道。也就是价格与商品之间的平衡,才能保证市场的繁荣。

第三,币之轻重,以粮价为准,就如同石油美元一般,搞粮食货币,国家储备,要“务完物”,多备粮食,还要“无息币”,不要让货币休息,要让货币都流通起来,进入实体经济。

第四,贸易之道,要以下取之,“无敢居贵”,以低价位使货畅其流。

第五,物之贵贱,要看供求关系,遵从价值规律,“论其有馀不足”。

第六,贵贱之变,以“极”为关键,为转折点,“贵上极则反贱,贱下极则反贵”,在“上极”与“下极”之间,有一个获利区域,执此两极,使利益最大化之。

第七,让资金周转于贵贱两极,“财币欲其行如流水”,贵卖时,不要惜物,要“贵出如粪土”,盖因物已“贵极”,再上升的行动力开始消失,故以“粪土”视之。贱买则相反,物已贱极,购之非物,所取者,是看它蓬勃的盈利能力,故以宝贝视之,所以说“贱取如珠玉”。

以此七策,用于国际贸易,能在润物细无声中损人之国。用于商战,则是用货币为刀枪伤敌之兵。可惜没有“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”这一条,尚未能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。

范蠡计然考

有说计然是人名,为濮上人,博学无所不通,尤善计算,曾经游历南越,范蠡师事之。有说计然为书名,作者就是范蠡,东晋人蔡谟说,“计然者,范蠡所著书篇名耳,非人也”,之所以称之为“计然”,意指“所计而然也”,即按计施行必皆灵验。又说,越国贤佐辅臣们,并无计然其人,如果说越国用计然之策而称霸,为何“书籍不见其名,史迁不述其传乎”?蔡谟显然没有注意到,班固在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中,已将范蠡、计然二人,列名于第三、第四等。

钱穆在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三四之“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”中,认同蔡谟的观点,还说,他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,能确认“蔡氏《计然》乃书名,非人名之说,确不可易”。他一再强调,“自班氏《古今人表》计然列第四等,后人乃始以计然为人名,非书名矣”,且认定,《货殖列传》所引的《计然》中言论,大抵多是农事,以及财币贸易等,而且即便这些言论也多是中原一带自李悝、白圭以后的人所语。范蠡活跃于春秋之世,又居越国,怎能有这样的主张?所以钱穆认为“《汉志·范蠡》二篇,殆亦出后人假托也”。

钱穆对先秦诸子之学统,考辨甚深,各家脉络条理,无不分明,但他也有短板,对于诸子思想本身的研究过于依赖考据,而且由于史观的局限,难以有真切的体验。短板,碰到了范蠡的头上,他的思想便在此搁浅。他居然怀疑春秋吴越文化是思想发达的文化,连个“大抵言农事,言财币贸易”的主张,也要等到战国时代的中原人来表达,他仍沿袭中原中心论的思维惯性。

考据过度,思想没跟上,是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一书的缺点。所以,钱穆没能看出李悝的“尽地力之教”与范蠡的“计然术”的不同,前者以国家为本位,后者以市场为本位;前属于重农主义的基本国策,后趋于重商主义的贸易原则;他们一为内陆型耕战文化,一为沿海型商战文化,明显有所不同,岂能混为一谈?有了思想隔阂,钱穆对“计然”是人名还是书名,就纠缠不清了。

本文认为,“计然”是人名,也是书名。想象一下,如果范蠡向越王建言,面对一个失败君王的自尊心,他会采取什么方式?他会用自己的口吻来指教勾践吗?当然不会。他会说,我的老师“计然”如何如何说,而“计然”其人,其实也就是他本人,以“计然”作为代言人,他说的话就更容易被倾听,君臣之间,对此应该心知肚明。

因此,我们可以说,范蠡为皮,计然为毛,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?无论作为人名,还是作为书名,“计然”都只是范蠡投映在君臣关系中的一个神秘身影,有了范蠡,“计然”才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话题,若无范蠡其人其事,“计然”又从何谈起?

太史公在《货殖列传》中,仅把“计然”和范蠡放在一起,没有说“计然”究竟是人还是书,故见人者,谓之人名,见书者,谓之书名。班固见人,故列“计然”于《古今人表》,钱穆见书,以《汉志》范蠡二篇为“计然”,又因其论及财货农事,如战国李悝、白圭语,便以为非春秋末越人所能言,确定为后人所作。就这样,钱穆不仅否定“计然”为人名,且将书名“计然”也与范蠡脱钩了,考证至此,难免堕入历史虚无主义。

计然术,是夷越文化的一种,与李悝变法那一套有点貌合的样子,但实质上却神离,如果一定要说有影响,那也应该是前辈范蠡对后来的李悝有影响,而不能反过来,后来者可以居上,却不能逆行,从后面跑到前面去说后面的人影响了前面。

于是,钱穆换个说法,说范蠡人在李悝之前,书在李悝之后,据书而言,不是范蠡影响了李悝,而是李悝影响了范蠡,以此断定《汉志》“范蠡二篇”,其中包括《计然》,并非范蠡本人作品,而是后人所托,这是考据学里的老套路,钱穆未能免俗。

沿此套路考证下去,先将“计然”作为人名考没了,再将史载范蠡所作之书与范蠡本人脱钩,若再考证下去,范蠡本人是否存在都会出问题,至少在这里,我们没看到钱穆自诩的“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”,所见不是对历史的重建,而是对历史的拆迁。

说“计然术”受李悝变法影响,显然说不通,但若说“计然”受了管仲“轻重术”的影响,倒有可能。也有人说《管子》一书,尤其“轻重篇”,皆成书于汉代,出自汉人之手,此说与钱穆考证“计然”如出一辙,如果照此说法下去,说到底,先秦诸子及其书都会被说成是假的,都是那些未署名的汉人造假出来的,考据就这样谋杀历史。

管仲比范蠡要早,说范蠡受管仲影响,本来也说得过去,但如果将与他们相关的文本,都当做汉人的作品来讲,那就无分先后,“历史性”也就随之而消失了。

范蠡之真谛

先秦诸子所有传世文本,无不过了汉人一手,几乎都留下了汉人的遗迹。仅此遗迹,就认为是汉人的作品,则是“一叶障目,不见泰山”了,不仅误读了先秦诸子,而且误解了汉人,汉人全面了先秦诸子的文本,原是对诸子之学的一次确认和传承。

汉人在学术上,“家法”、“师法”甚严,不可能伪造,也没必要伪造,他们之所以在诸子文本上留下学派传承的时代痕迹,或为有意,或为无意。有意,是汉人对学派建设的自觉参与,表明学派仍在发展中;无意,是在传承过程中的潜意识开显。

其实,诸子之作,均非一个人的作品,而是导师领衔,后学跟进的学派之作,每一代学人,或多或少,有意无意,都会留下点参与其中的痕迹,否则,如何能传承?这样理解了诸子与文本的关系,我们就可以取消考据学的文本隔离,直接与先秦诸子相叙。

“计然术”究其根柢,与《管子》“轻重篇”神似,称它为“越版轻重篇”不为过也。“轻重篇”出自《管子》,《管子》出自管仲,管子学派以管仲为宗师,如果“计然”有先师的话,那也是管仲和《管子》。《管子》86篇,即为汉刘向所编。

汉人重视“轻重术“,是关系到国家货币政策问题。将“轻重术”与管仲联系在一起,从太史公开始。此前,也有贾谊劝谏汉文帝关于货币政策尤其是铸币权问题,他提到了轻重术,但他没提管仲。他要说明铜应该由国家专营,以此来掌控钱之轻重,防止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国家主权流失,提防市场经济中民间权利的兴起。

可这一套说辞竟然无用,汉文帝依然开放了民间自由铸钱。此次放民铸钱,钱的标准由官家确定:“钱重四铢,钱文半两”,民间可自由自铸钱币,货币供应量,由市场来调节,国家不干预,惟以“法钱法码”和“天平”为国之权衡。

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“货币的非国家化”实践。从公元前175年起,到公元前144年止,“使民放铸”了31年,所铸“四铢半两”钱,一直流通到公元前113年,期间,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“文景之治”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这样描写了“文景之治”所取得的成果,说:

至武帝之初,七十年间,已然家丰人足,“京师之钱,累百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,太仓之粟,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腐败不可食”,人人自爱而重犯法。

这样的成果,似乎为哈耶克所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,方能以良币驱逐劣币,实现个人自由”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注脚,这是在黄老思想主导下,用“轻重术”取得的第一个政治文明的美丽成果,开启了一代盛世。

太史公刚好赶上了“文景之治”的尾声,对之向往不已,对“轻重术”用于无为而治,带来自由化倾向,尤为神往,追根至春秋时代的管子,一而再地提起。《管子·轻重篇》是春秋时管子学派的作品,该学派以齐国为中心,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,北有燕,南有吴、越,以管仲为先师,以稷下学宫为据点,并非一次性完成,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。齐国之于沿海一带,处于文化高地,其影响南方,先有孙子入吴,撰写兵书,后以轻重入越,转化为计然术,吴、越因计然术,继齐国而称王称霸。

吴国以兵法胜天下,故一胜而霸,一败而亡。越国则挟轻重之势争天下,用计然术而成霸业,而使轻重篇转化为计然术的人,应该是范蠡。故以范蠡为代表的计然学派,当可视为齐国管子学派在江南衍生的分支。但,轻重之于范蠡,与管仲有同也有不同,所同者,用于治理国家,二人以之均成霸业,有所不同者,管仲仅以治国,而范蠡则兼以治商发家。

范蠡之衡轻重,已然异于管仲。管仲之衡也,如一同心圆,只有一个中心,即国家中心,一个本位,即国家本位;而范蠡则如椭圆,有两中心、两本位,即国家、市场两中心,国体、个体双本位,范蠡不但以经济杠杆治国,还以个体经营发家。

所以,沿海政治文化比内地更为宽容,重农亦重商,从周又从夷,与两大中心文化板块——周秦文化和楚汉文化并行而异趋,形成了沿海夷越文化板块。即便秦汉大一统,沿海重商主义和从夷文化,也有自由表现。

汉文帝用轻重法“放民铸钱”,向民间开放铸币权,就是周秦之制、黄老之治、轻重之法互动的一个“民进国退”的自由成果,此举,发生在两千年前,直令当今所谓市场经济国家汗颜,试问今日之世界,有哪一个国家会放弃国家拥有的铸币利润而让与个人?

汉文帝这样做了,不仅做了,而且做得很好,做出了有史以来王朝中国的第一个盛世——“文景之治”。当哈耶克提出“货币的非国家化”主张时,或以为搞乌托邦,要他从历史上找个例子出来,他找不出来,因为西方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。可西方没有中国有,两千年前就有了,只可惜哈耶克未谙中国史,不知道中国有个汉文帝。

(作者近著《文化的江山》1-6卷,中信出版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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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编辑:李梦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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